安史之亂後，因為關東地區藩鎮割據，唐廷對關東地區的控制大幅下降，國力極度衰減，同時洛陽戰略地位衰退，加之安史之亂後洛陽基礎設施，特別是河北河南經濟腹地人口受損嚴重，經濟重心從黃河中下游轉移至長江流域，洛陽一直無法恢復至動亂前的繁榮，其「天下之中」的優勢逐漸減退。
《舊唐書·郭子儀傳》載：「東都士庶，十不存一；宮室焚蕩，瓦礫滿城。」足見洛陽在戰亂中遭受毀滅性破壞。
安史之亂後，也有唐代宗、唐敬宗有東巡打算，但迫於國力或者安全考慮未能成行。
《資治通鑑·卷二百二十六》記大曆十四年（779年）事：「上（代宗）嘗欲幸東都，群臣多言河朔未寧，道路梗澀，車駕不可輕動，遂止。」說明即便皇帝有意東巡，亦因藩鎮割據、道路不通而作罷。
所以，中晚唐乃至北宋這三四百年，洛陽大多數時間不是政治中心，從帝國都城逐步向政治地位崇高、文化陪都的定位轉型。
當然，中晚唐洛陽仍是大運河的要衝，北方重要的中心城市。安史之亂是唐朝乃至中國古代歷史的轉折點，也是洛陽這座城市由盛轉衰的轉折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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